他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，建国后长期休养，拿的却是元帅级别的工资待遇
1932年秋，大别山的局势骤然收紧，郑位三没有随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，而是留在原地，面对被打散的队伍、重新变化的地方关系，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搜捕。
主力转移之后，留守绝不是简单地“留下来打游击”。党组织要重新接上，群众工作不能中断，粮食、药品和情报都要设法恢复，分散的人员还要重新编组。任何一环断掉，山区里的革命力量都可能迅速消失。
郑位三1902年出生于湖北黄安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回到黄安一带参与地方革命活动。黄麻起义受挫后，队伍没有完全退出，而是转入木兰山、柴山保等地，在反复周旋中寻找能够长期坚持的落脚点。
这一步变化很关键。
城市里的公开动员，转成山区里的隐蔽组织；一次性的武装行动，转成持久的根据地建设。郑位三参与的工作，既包括发动群众，也包括建立基层组织、筹措物资和整合地方武装。根据地不是凭空出现的，靠的是一层层扎下去。
1929年，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。到了1930年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，区域范围不断扩大。郑位三后来担任过中共黄安县委书记，并在苏区政权和经济工作中承担职务，这使他接触到的并不只是军事行动，还有根据地日常运转的具体事务。
这类工作往往不显眼，却最见功夫。
部队能不能吃饱，伤员能不能安置，地方干部能不能留下，群众是否愿意继续提供掩护，都会影响武装力量能否生存。郑位三在这一阶段形成的特点，正是把政治动员、地方政权和军事斗争放在一起考虑。
1932年，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，苏区遭受严重压力。郑位三选择留守，与其他干部一起恢复地方武装，重新组织游击师、独立团和地方战斗力量。名义上的番号可以改变，真正困难的是把失散人员找回来，让队伍重新建立纪律。
有人劝他转移。他的态度很明确：“主力可以转移，地方不能没人管。”
这句话是否为逐字原话，史料仍需核对，但它概括了当时留守工作的实际处境。郑位三并非只是在山里坚持，而是在尽力保住组织的根。后来红二十五军重建，鄂豫皖地方力量在人员和武器方面提供了支持，这与留守干部长期经营分不开。
1934年，郑位三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，随部队长征。到达陕南后，他又参与当地游击力量的领导和发展。敌后部队从小到大，靠的不是单纯招募，还要解决政治认同、部队纪律、训练补给和群众保障等问题。
政治干部的作用，也在这里体现出来。
抗战时期，郑位三先后在鄂东北、鄂豫皖等地担任重要党务职务。皖南事变后，他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，张云逸任师长。师长负责军事指挥，政委承担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，二者必须相互配合，部队才能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统一。
抗战胜利后，郑位三进入中原地区的领导核心，担任中原局常委、代理书记，并任中原军区政治委员。解放战争初期，他与李先念协作处理中原部队的突围和转移。相关行动涉及的兵力、敌我数量，在不同史料中存在统计口径差异，能够确认的是，中原部队突破了大规模包围，保存了有生力量。
此时的郑位三，已经不只是鄂豫皖的一名地方干部，而是长期承担军队政治工作和区域组织领导的老同志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因身体状况长期休养，没有再担任相应职务。1955年实行工资制度时，郑位三获得了特殊核定，按行政三级、享受副总理级别的待遇执行。民间常把这种待遇称为“元帅工资”，严格说来，行政级别、军队级别和工资标准并非完全等同，具体口径应以当时档案和工资制度为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笔收入并没有主要用于改善郑家的生活。据有关回忆材料，郑位三曾把工资寄给革命老区的烈士后代。家中日常仍然节俭，子女也没有因为父亲获得特殊待遇而改变生活方式。
这种安排的意义，不在于一个数字有多高，而在于它回应了一个现实问题：有些干部因伤病无法继续任职，岗位不能完全代表其历史贡献，待遇核定便需要兼顾功绩、身体状况和实际生活需要。
1975年，郑位三在北京逝世，终年73岁。他留下的履历，分布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、主力转移后的留守、红二十五军的重建、抗战时期的政治工作，以及中原地区的战略行动之中。其身后待遇和工资去向，也被作为相关回忆材料的一部分保存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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